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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扎堆走访15只高成长股 4股两月涨幅超40%

根据上市公司定期报告独家整理显示,今年一季度、二季度环比净利润增幅及三季度预计净利润增幅均达到50%以上的上市公司共有34家,其中有15家公司中报实地调研名单中出现了公募基金的身影。

15只高成长股三季度以来大涨24.08%,领先大盘15.84个百分点

根据上市公司定期报告独家整理显示,今年一季度、二季度环比净利润增幅及三季度预计净利润增幅均达到50%以上的上市公司共有34家,其中有15家公司中报实地调研名单中出现了公募基金的身影。

观察显示,15家公募基金走访的上市公司,三季度以来,股价平均上涨24.08%,领先同期大盘15.84个百分点。在对绩优公司进行实地走访的中,调研最为勤奋,先后前往6家公司进行实地考察。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基金公司对绩优股调研态度积极,但是,在持仓态度上却比较谨慎,三季度股价涨幅领先的个股中,实地调研的基金公司旗下产品均没有出现在其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中。

基金扎堆调研股

鹏华基金最勤

根据上市公司定期报告独家整理显示,今年一季度、二季度净利润均环比增长超过50%及三季度预计净利润增幅达到50%以上的上市公司共有34家,其中有15家公司中报实地调研名单中出现了公募基金的身影。值得注意的是,这15家接受基金公司实地调研的上市公司中,有13家都是中小板企业,其余两家(、)是主板企业。

据观察,在基金调研的15家上市公司中,被5家以上公募基金扎堆调研的公司有、、、4家,这4家均是中小板企业。其中,被基金实地走访最频繁的是海利得,今年上半年,共有15家公募基金公司前去实地调研,也是前述15家上市公司中,唯一前去调研基金公司数量超过10家的上市公司。

海利得中报显示,今年1月3日、2月12日和6月20日,分别接受了5家、8家和1家基金公司的调研。其中前去该公司调研了两次。值得注意的是,6月20日调研海利得的仅1家公司,其主要了解了海利得目前的产能情况、公司产品的现状、募投项目的进展情况以及目前的市场情况。海利得今年中报显示,其前十大流通股股东中,仅两席被公募基金占据,分别是[1.15%]基金和[1.12%]基金。数据显示,海利得今年一季度净利润环比增幅为66.57%,二季度净利润环比增幅为78.14%,三季度预计净利润增幅为80%。但是,今年上半年,易方达旗下两只基金均对海利得进行了减持操作,分别减持620万股和490万股。

诺普信今年上半年获得了9家基金公司的实地调研,接受调研的基金公司数量仅次于海利得。该股今年一季度净利润环比增幅为662.52%,二季度净利润环比增幅为103.09%,三季度预计净利润增幅为60%。

从基金公司角度看,共有41家基金公司参与了调研,其中,最勤奋的是鹏华基金,15家公司中有6家公司的实地调研名单中出现了鹏华基金的身影。具体看来,鹏华基金上半年调研了美盛文化、、、*、海利得和诺普信6家中小板企业。

此外,中邮基金和上半年也均实地调研了上述15家公司中的5家公司。

勤奋调研谨慎持仓

基金扎堆调研股领涨大盘

据数据显示,在公募基金实地走访的15家今年一季度、二季度及三季度预计净利润环比增幅超过50%的上市公司,三季度以来,截至8月29日,股价均实现上涨,平均上涨24.08%,而同期上证指数[0.97%]累计上涨8.24%,即15家上半年被基金公司前往调研的上市公司,7月份以来股价平均表现领先大盘15.84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这15只个股中,有海翔药业、、和4只个股7月份以来股价累计涨幅超过40%,分别上涨47.33%、45.77%、45.51%和41.64%。其今年上半年分别接受7家、2家、3家和1家基金公司的实地调研。其中,海翔药业上半年接受了工银瑞信、大摩华鑫、浙商、富国、万家、光大保德信和长信7家基金公司的实地调研,但是,有意思的是,海翔药业的中报数据显示,该股前十大流通股股东中并没有出现上半年实地调研的7家公司旗下的产品。

爱康科技上半年仅接受了1家基金公司的实地调研。其中报显示,其前十大流通股股东中,有9席都被基金占据,但是其中并没有交银施罗德基金旗下产品。此外,益生股份和众和股份也是一样,实地调研的基金公司旗下产品均没有出现在考察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中。

(责任编辑:DF070)

蒋超良任吉林省委副书记 曾助王岐山应对金融危机

8月31日,据吉林新闻联播报道,中央决定:蒋超良任吉林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提名为吉林省省长候选人。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协助时任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的王岐山,处置问题金融机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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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全国倒数第四 吉林新班子面临挑战

现任吉林省长巴音朝鲁接替王儒林担任吉林省委书记后,和巴音朝鲁搭档一起带领吉林加快奔跑的新人选也已确定。

8月31日,据吉林新闻联播报道,中央决定:蒋超良任吉林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提名为吉林省省长候选人。

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巴音朝鲁同志任吉林省委书记;王儒林同志不再担任吉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今年上半年,吉林增速由一季度的7%下滑到上半年的6.8%,该增速位居全国倒数第四,经济增长速度有继续减缓的趋势。显然,吉林新领导班子面临重工业大省转型调整的挑战。

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

1955年出生的巴音朝鲁是内蒙古鄂托克前旗人,蒙古族。1985年10月巴音朝鲁担任伊金霍洛旗旗长,三年后改任旗委书记;1991年进入共青团系统任自治区团委副书记,次年接任自治区团委书记。

1993年5月10日召开的共青团第十三届一中全会,选举李克强为书记处第一书记,刘鹏、袁纯清、吉炳轩、赵实、巴音朝鲁、姜大明为书记处书记。1998年6月23日,共青团第十四届一中全会选举周强为书记处第一书记,巴音朝鲁与孙金龙、胡春华、黄丹华、崔波、赵勇当选为书记处书记。其中,巴音朝鲁任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全国青联主席。

2001年4月,在共青团系统任职10年的巴音朝鲁转赴地方,出任浙江省副省长,2003年12月进入省委常委班子并兼任浙江第二经济大市、副省级城市宁波的一把手。在宁波主政近7年后,2010年8月,巴音朝鲁北上赴吉林担任省委副书记。

调任吉林半年后,巴音朝鲁当选吉林省政协主席,从而进入到正部级领导干部行列。在2012年11月召开的十八大上,巴音朝鲁当选为十八届中央委员。当年12月19日,吉林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定,接受王儒林辞去吉林省省长职务的请求,任命巴音朝鲁为吉林省副省长、代理省长。

2013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巴音朝鲁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曾谈及吉林的城镇化战略目标是通过长吉图战略的实施来推进城镇化,以长春市和吉林市两大城市为核心,构建吉林省内的中部城市群,这个中部城市群,既是带动吉林省城镇化的核心部位,又是推进长吉图战略的重要腹地。

巴音朝鲁表示,城镇化不同于城市化,我们不能用城市化的路子推进城镇化,二者有本质区别,城市化是通过开发和投资来驱动的,吉林省要走的特色道路,一定要与工业现代化,特别是具有吉林省特点的农业现代化结合好,真正通过农业现代化来支撑城镇化,是农民真正意义的城镇化。

空降吉林

57岁的蒋超良是湖南汨罗人。1978年,蒋超良考入湖南财经学院(后并入湖南大学),与他成为同窗的,还有另一位金融改革者——现任证监会主席肖钢。

1981年,蒋超良大学毕业,在开始了自己的金融生涯。从总行计划部普通员工做起,一路做到国际业务部总经理。1993年,曾在1985年到1989年期间担任农行副行长的戴相龙担任中国人民副行长,戴相龙十分赏识的蒋超良出任银行司副司长。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地处改革开放最前沿的第一经济大省广东面临着巨大的金融风险冲击,蒋超良被火速派往人民银行深圳和广州分行,协助时任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的王岐山,处置问题金融机构风险。3年后,金融风暴过去,蒋超良也返回北京,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

在过去30多年的从业生涯中,蒋超良只有2002年9月到2004年5月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在金融系统外任职,到湖北担任主管金融的副省长。

2004年,在股份制改革关键时刻,蒋超良受命出任董事长。任职交行的四年多时间里,蒋带领顺利完成了财务重组,引进汇丰银行等战略投资者,并成为登陆海外证券市场的第一家中资银行。

4年后,三大政策性银行之一的国家开发银行正致力于商业化转型,蒋超良受命出任行长,与董事长陈元共同推进国开行股份制改革。三年后的2011年底,离开15年之后,蒋超良再次回归农行,接替升任保监会主席的项俊波,担任农行董事长。

今年以来,随着能源价格的下行,以能源产业、重化工业为主的吉林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衣保中对《第一财经日报》分析,东北省份以重化工业、以大型国企为主,今年以来重化工业、能源产业下行明显,像吉林化工产业受冲击非常明显。“今年我们的经济增速都很难提升上去。这种以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和以国有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叠加在一起,市场化程度比较低,因此要调整起来真的很难。”

这也是摆在“救火队长”蒋超良面前的又一大挑战。对吉林来说,未来通过市场化推动,加快对外开放,加快发展非公经济和新兴产业,为当地注入新的动力十分关键。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市场化、商业化转型运作经验的蒋超良显然令人期待。

(责任编辑:DF070)

第三方评估促中南海政令落地 四单位评估报告已交

8月27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国家行政学院、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科院4个部门的负责人走进中南海,作政策落实第三方评估的汇报。评估报告直指有的部门和地方“对审批很迷恋,对监管很迷茫”;评比达标事项过乱;棚户区改造拿不全“四证”违规操作等问题。

8月27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国家行政学院、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科院4个部门的负责人走进中南海,作政策落实第三方评估的汇报。

评估报告直指有的部门和地方“对审批很迷恋,对监管很迷茫”;评比达标事项过乱;棚户区改造拿不全“四证”违规操作等问题。


今年6月,国务院启动了针对19项政策落实情况的首次全面督查,其中一大创举是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

引入第三方评估,就是要发现一些“政府内部监督碰触不到、不敢公开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建议。

第三方评估独立于督查组

国家行政学院承担的任务是“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激发企业和市场活力”的评估。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张占斌参加了第三方评估工作。

从部委地方领导,到小微企业老板,他们都要接触。“座谈会上有的是很小企业的老板,有的刚创业不久,比如照相馆老板。”

张占斌告诉新京报记者,第三方评估的调研与国务院督查组完全独立,更多选择下放权力比较多、影响大的部门,另外东、中、西部省份都要兼顾。“从接受任务到完成,大概有两个月的时间。”他说,“经常加班加点,有时候要连夜换地方,到了目的地都半夜了。”

参加此次第三方评估的有4家单位:国家行政学院、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科院,分别对简政放权、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棚户区改造、扶贫开发、农村饮水安全等改革、发展、民生政策落实情况开展第三方评估。

评估组走访多个省市和部委,工作方式主要是召开座谈会、访谈、实地走访,问卷调查等形式。

与前期的国务院督查组分成8个组分赴4个部委和16个省(区、市)“横向”督查19项政策相比,第三方评估采取纵向的方式,除了国家发展研究中心承担两项之外,其余3个部门各承担一项内容,分赴不同的部委和地区调研评估。

评估发现不少部门“会批不会管”

本届政府将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作为政府自我革命的“先手棋”和宏观调控的“当头炮”。在国务院督查的19项内容中,简政放权是第一项。

国家行政学院评估组对本届政府前四批取消和下放的416项行政审批等事项落实进行了评估。

“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含金量较高。企业都举双手赞成,希望将下放权力落实到实处。”张占斌说,当然也有一些问题,有些干部不太会监管,“我们的监管欠账很多。”

评估报告称,部门“自我革命”动了真格,本届政府前四批取消下放审批事项,数量目标已经完成过半。

报告还专门指出普遍存在“监管是短板”的现象。

“不少部门和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会批不会管’的情况。有的‘对审批很迷恋,对监管很迷茫’,因为事前审批‘最熟悉’、‘最便捷’,也‘最少责’。”报告中写道,有61.3%的受访企业不了解取消下放事项后有无监管。

在下放审批权方面,评估组还发现其他问题,比如,行政审批事项数量不清,有的地方和部门,“一项”指小项,有的指大项,大项可能包括二十多个小项。

评比达标等事项过乱,资质资格类项目繁多。比如西北大学仅今年上半年,就按照上级部门要求开展了22项各类先进评选活动,学校反映强烈,干扰了正常的教学科研工作。

一个地质公园立项要盖近百公章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评估,聚焦最多的也是简政放权。该单位的评估内容是“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向非国有资本推出一批投资项目的政策落实情况”。

评估报告显示,44.35%的企业认为当前制约企业投资自主权的最主要因素是前置审批。

有民营企业认为,新版核准目录的核准权限取消和下放的力度较大,政府部门在改进和规范核准、备案行为方面有所提升,企业投资自主权有所扩大。南京钢铁集团反映,过去国家有关部门核准企业境外投资项目至少需2个月,现在改为省级备案只需要15天。

然而在审批和放权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

比如前置审批环节多,程序复杂。有公司反映,投资一个水电站项目需要编制38个评估报告,通过38次评审才可以申报项目核准。一个地质公园立项涉及30多个部门,需要盖近百个章。

有些前置审批互为前置,甚至形成死循环,令企业不知所措。

有些备案存在变相审批和隐性壁垒。有公司反映,云南、贵州、四川等地的页岩气项目名义上向社会公开招标,但实际上项目的开发已经被有关部门授权给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想参与,只能去找他们。

同时,中介机构问题也很突出。中介收费偏高,服务耗时长,而且存在指定中介机构的现象。有民营企业反映,中介机构和项目核准机关存在利益输送,中介机构“盖章收费”现象普遍。

工商联建议进一步放宽民资投资

8月27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一是继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重点解决“会批不会管”,“对审批迷恋、对监管迷茫”等问题。建立与审批相关的中介机构信息公开制度。二是以垄断性较强的领域和行业为重点,推出一批适合民间资本投资意愿和能力的好项目。

在全国工商联的评估报告中指出,在首批80个示范项目中,共有33个项目不同程度引入了民间资本。

但是,开放度仍然不高。在推出示范项目的5个领域中,交通基础设施领域民间资本参与的比例不到30%,油气管网和储气设施领域民间资本只参与了1个项目,3G、4G移动网络、下一代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尚未向民间资本开放。

报告建议,要进一步扩大民间投资领域,把石油、电力、化工、电信、铁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垄断性较强的领域和行业作为向民间资本开放的重点。

地方安居工程资金压力大

8月27日的常务会议,要求盘活存量资金,加大对农村、贫困地区等的财政支持,确保按期完成棚改、减贫、饮水安全等年度“硬任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现,到6月底,全国安居工程开工量和基本建成量已经分别达到年度任务的73.5%和57.0%。2014年,国务院部署的保障性安居工程新开工任务总量为729万套。

但是,棚改等安居工程在推进中遇到了一些问题。

根据问卷调查,78.8%的官员认为“拆迁难”是主要问题。尤为突出的难点是个别“钉子户”提出不合理的补偿要求。

多数地方政府强烈反映,按照现行规定,棚改等安居工程项目必须在“四证”齐全的条件下才能开工,但是办齐“四证”则需要多个审批环节,周期较长。为完成考核目标,相当一部分棚改等安居工程项目只能在“四证”不全的情况下开工,采取“边建设边办证”的做法。

此外还存在地方资金缺口和中长期债务压力加大,安居工程的法律体系尚不健全等问题。

在减贫方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评估组认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今年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人以上”的目标可以完成。

针对发现的问题,评估组建议完善贫困人口识别机制,增加精准扶贫资金规模、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等。

■ 对话

评估组成员揭秘评估过程,认为有利于建立服务型、法治政府

“第三方评估工作完全独立”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张占斌参加了此次第三方评估。他对新京报记者讲述了第三方评估组的工作方式,以及报告的出炉过程。

新京报:你参加的评估组,如何进行评估?

张占斌:专家和工作人员加起来有40多个人。调研了十多个省市、二十多个部委。从接受任务到完成汇报大概两个月的时间。

接到任务后,一开始是学习国务院文件、中央领导讲话,明确任务,研究我们的方案。然后到部委和省里调研。调研回来以后就集中讨论这个报告怎么写,中间要是发现缺什么东西,向部委要材料,再下去调研。来来回回跑,很多教授自动放弃休假,整个假期都在干这个事。当然,收获也很多。

新京报:都走访了什么地方?

张占斌:我们分了几个组,去不同的部委和地方调研,分头开座谈会,去实地看,看材料和汇报,也会去问老百姓。

比如我们召开座谈会,经济学家、公共管理专家、企业家都会邀请。央企负责人和民企负责人都有,我们还特意找到很多小微企业负责人。我们尽可能多地接触不同的人。

新京报:有没有人跟你们讲难处?

张占斌:难处也有。很多干部、很多政府部门,对怎么搞好监管不太会,对监管很迷茫。我国的监管历史欠账很多,过去政府习惯审批,怎么搞监管、搞服务,这方面还有所欠缺。现在还出现一些、食品问题、药品问题等,说明监管还没有完全到位。怎么管、怎么样管好,一个是要提高认识,转变观念,转变作风,不能像过去那样服务就是收费,管理就是罚款;再一个就是要有先进技术和手段。

新京报:基层老板有什么想法?

张占斌:我们专门搞了一个小微企业家座谈会,包括照相馆老板都来了,也有刚刚创业的。他们的直观感受是,简政放权后办手续确实简单了,有的还减税了,都挺感谢政府的。

新京报:在设计评估路线时,有没有参考国务院督查组路线?

张占斌:我们在设计调查方案的时候,国务院督查组已经开始督查了。我们主要根据国务院给我们的题目来决定去哪些地方。督查组去过的省份和部委,我们可以去。督查组没去过的省份和部委,有的我们也要去。

去部委的时候,我们更多选择下放权力比较多、对社会影响比较大、社会比较关注的部门。省份选择东、中、西有代表性的地方。

新京报:在撰写评估报告的时候,主要讲成绩还是讲问题?

张占斌:这也是我们反复讨论的问题,既要讲成绩,也要讲问题,同时还要讲建议。比如,有些政策效果不明显,我们就分析是不是需要一个过程,或者是中间落实或衔接出了些问题,针对不同原因最后提出建议。

为了使分析尽可能客观,我们通过具体例子、数据来说明、论证我们的观点和判断。我们希望每句话都言之有据,举的都是认真筛选出来的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例子。

新京报:评估报告是否借鉴了国务院督查组的督查结果?

张占斌:我们的第三方评估完全独立,和政府部门没有交集。督查和第三方评估是推动改革发展的一种积极探索,对提高政府治理现代化,包括国家治理水平,是一种积极、有意义的探索。这个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对建立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有为政府是有益的。

新京报:评估组平时是怎么工作的?

张占斌:我们上午听报告,有专人负责整理,中午不休息就要拿出初稿来,到晚上基本就得拿出一个定稿来报给领导,同时供组内交流。我们大概写了一百多份素材纪要,而且有的是当天就得整理出来第二天印出来,这样才能尽快交流,尽快了解。有时候是白天调研、开座谈会,晚上连夜赶到其他省份。这几个月大家非常忙,也很有效率。

新京报:在做第三方评估时,有什么体会?

张占斌:中央部委下放的审批权力含金量越来越高。各个部委都在认真研究哪些权力要下放,哪些权力要保留,怎么样能够经得起社会的检验,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下放这些权力之后,有的地方取得的社会效果非常明显,有的可能还需要一定过程和时间才能显现出来。总的来说,社会各界非常欢迎权力下放。有的企业负责人说,举双手欢迎国务院、党中央的决定,也希望把下放的权力落到实处,特别是在经济进入中高速发展,有经济下行压力的情况下,更希望能释放市场的活力。

■ 第三方评估发现的主要问题

简政放权

问题:以考证培训代监管

案例:在勘察设计行业实行企业资质和个人资质相挂钩的管理办法,要求企业必须有若干名具备一定资质的专业人员。很多企业平时不需要养那么多人员,只能靠“借证”来满足这种要求,导致出现大量“挂证交易”现象,使资质管理发生严重变异。

棚改工程

问题:地方资金缺口

案例:经过以往几轮的棚户区改造,各城市地段较好、商业开发价值较高的棚户区已经基本改造完成,当前和今后的棚改项目大多都是地块不大、位置不佳、分布零散、商业开发价值低的“硬骨头”,项目难以实现资金自我平衡,也很难吸引社会资本投入,需要在创新政策和方式上狠下工夫。

精准扶贫

问题:贫困人口识别和建档立卡工作需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案例:云南省反映,贫困人口控制规模与实际贫困人口数差距较大,给贫困识别带来困扰。基层干部讲,条件差不多的农户,有的被识别为贫困户,有的未能被识别为贫困户,一旦精准扶贫政策到位以后,会使两者的政策待遇出现明显差距,有可能引发未获得扶持的贫困农户的不满。

水利工程

问题:重大水利工程补偿标准偏低,耕地占用税偏高

案例:现行水利建设征地政策与铁路、交通等其他基础设施行业相比,存在“同地不同价”、“同地不同税”等问题,土地补偿费和移民安置费标准是铁路、交通行业的一半甚至更少,而耕地占用税则高数倍,导致水利工程征地难、拆迁难、移民安置工作难,影响开工。

饮水安全

问题:项目运营管理难度大

案例: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解决的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史无前例。但是,目前在运营管理方面的难题是,运营单位只能微利甚至亏本经营,难以保障水厂正常运营;仅半数样本县出台了饮水工程维护养护基金管理办法;运营单位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员工比例低。

(责任编辑:DF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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